民间文献研讨班之碑刻·开班概说
按：太久不更新博客，未免被形容为懒惰。今帖一笔记，虽然是春风过驴耳，倒也是南浦当场记录，无论如何还有打字的功劳可说。谨以按语为免责条款。
概论
郑振满
中山大学永芳堂 三楼多媒体中心
很多人说历史人类学所谓进村找庙，实质上是进庙找碑。发给大家的材料中有几年前光明日报张小也的访谈，对我们这帮人关注碑刻进行质疑。科大卫在山西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提出问题，什么是可靠的资料？房子不算，一直在拆。华北的碑刻，虽然重新刻、改造，但是有办法考证是否原碑。在华北，碑刻可以把我们带到唐代、甚至之前。在华北某个地域随便能找到100-200通碑刻，这很正常，从中可以看出文化变迁、社会流转。读碑刻，跟读文献感觉不一样。碑刻不容易移动，所以周围的环境不会变，可以感觉到周遭的世界。这是个重要的研究线索。
碑刻作为文献的性质，就是历史档案。有些文献是骗人的，有些是纪实的。碑刻是公开的，首先是要给人看的，同时是纪实的，要永垂不朽。一般碑刻都要垂不朽，还有一点，就是碑刻是要大家都知道。一般碑刻的内容，包括重大工程、时间、制度等，在当地曾发生过的重要制度、事件，比如水利、庙宇，重要桥梁、渡口。若某一地碑刻多，则有很多地方史的线索，可以由此猜测地方史的脉络。当然要经过系统的训练才行。
以后的课程，就是由个案探索地方的社会和文化。碑刻跟其他文献的差别，不需多说；重要性也不用说。每个人无需什么都懂，需要对某一些资料有感觉。首先呢，传统学问中，有金石学一门很重要。最古的金石资料，有甲骨文、金文、青铜器铭文等。寺庙中的石经、摩崖石刻上的题刻。石碑从汉代开始出现，可谓比较晚近。隋唐时碑刻大量开始出现，之前主要是题刻。隋唐时造像石刻很多。唐之前，保存下来的，石刻资料中，还是摩崖石刻多。还有碑刻的材质，其实十分庞杂，比如题刻的石构件，或者木刻、甚至金属器具上的铭文。从宋代，金石学作为一门学问。宋代郑樵《通志》中二十略中的《金石略》，介绍到南宋为止，一直介绍到哪里有什么金石资料、分别的资料情况如何。作者的意图在于“辑天下之书为书”。宋代还有其他的专门金石汇编。从宋代后，地方志开始收录碑刻。有时跟艺文志放在一起，有时介绍碑刻、题刻，有时以抄录，附录，或专编的形式。台湾最近影印出版三套《金石志汇编》，有很多缺页不补，有很多只是介绍，也有重复，每套几百本，台湾出版商卖古籍卖很多钱，一套几百万。其实从宋代以来，老祖先重视这些资料，做过很多整理，是现在进行搜集、整理的基础。现在做某地资料收集，首先看这些书，看之前做过哪些整理，看看碑刻是否还在。
第二个，要看文物部门的工作。比如在福建的方志办，都有《文物志》，有的做碑刻拓片，有的以图片、照片，或者抄录。有些地方碑刻数量之大，很难想象。杭州博物馆有七大本碑刻拓片目录，浙江省博物馆有两大本，但现在大部分已经找不到碑刻了。现代化太快了，所以在现代化之前做这样的搜集工作很重要。苏州博物馆有三万多通拓片文字，常熟有五千。郑振满、丁荷生20年才收了2000多通。当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，但至少文博部分，都有目录。这是最基本线索：读地方志，找文博部门，在他们的基础上，避免大海捞针。
郑和丁荷生，也是先与地方那些部门联系，然后找碑刻，然后逐步查阙补漏。最理想的搜集方式当然是地毯式的搜罗。找碑刻时间久了，用鼻子也能闻出碑刻在什么地方。但是这需要甚多钱。但地方上的工作，即使他们有心又有钱，我们还是不满意。台湾做了三次碑刻的普查，地毯式的，编过几套南部、中部、北部等集成。后来台湾各县成立文化中心，有基金会，组织调查，重新编写碑刻资料，正式出版的有20多部，其中民间宗教可资利用的力量非常大。但这种工作永远是无底洞，有两个原因。一是碑刻可能被挪走，或者他用，总有遗漏。包括郑、丁荷生编写的碑铭，也补充了将近一半。所以，不要求全责备，慢慢积累。有问题的也很多，之前的地方志、文物志都收碑铭，各地有金石资料收集，其工作很认真，比如地点、人物考证，碑刻多大，什么材质，都有很仔细的考证。但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做？因为，今天我们对金石资料的理解完全不一样了。从古人和很多文物部门，对金石资料的关注是从名人出发，或者书法价值的，才会用心去搜。若是事情不重要，或者老百姓的，他们不理。到现在，文物部门还是这个标准。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碑铭不收，碑阴的名字不收。第二届的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探讨洪洞碑刻，带着碑刻集去看，很多碑刻中题名都没有收，现在不满意，只好重新去收集。华北的水利社会研究中，也是碑刻的问题很多，比如不理解碑刻题名的价值。若收在地方志或者文物部门的碑刻，跟原碑有很大差别，不能偷懒。差别在于：题款不抄，人名有，但格式无；第二类，删节，只是摘录；最严重的，觉得没雅趣，然后改，四库中最严重。《宁化县志》中在凡例中，自言文字不雅趣，然后改之。然后，我们必须自己找，尽可能在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去找。即使已经有了，还是应该尽量去找原碑，因为碑刻的地点、环境很重要。“回到历史现场”，这是历史人类学的根本，所以要把所有历史文献带回历史现场去解读。所以找碑刻，不能偷懒。
有个窍门，就是可以先从文献入手，找到基本线索，找到文物部门，以其名录、拓片、照片和碑刻所在地，然后去找。若再有时间，可以到处乱转。郑的经验，骑摩托车去找碑刻，又很好玩，又很好学。但是郑振满从从商店买了摩托车，就开走了，骑摩托车是非常愉快的经验。找碑刻，应该骑摩托车。
收集碑刻的时候，应该注意的问题：
最理想的，做拓本。郑做了20年，拍照片，然后回去看不清楚，而且是经常看不清楚。前年请了很多朋友去莆田看碑，经常被人嘲笑，因为错误很多。拓本也有很多问题，若很粗糙，也有很多麻点，或者字浅，则模糊。当场处理会更好。拓本很慢，至少两个小时。清理、帖纸、等干，回复原状。之前很多收古董的文人，喜欢拓本，古老的碑很值钱。丁荷生和郑未做拓本，很后悔。大部分时间，没有机会做拓本。很多有效的土办法，必须泥巴糊一下，或者磨一下。现场抄录很好，字迹不清楚的，一定不要相信照片，不如现场看。最可靠的，就是现场抄录。然后注意跟现场有关的信息，有些信息，比如碑所在的地点，至关重要。比如什么村的，什么桥的，什么渡口的，就是把公共场所或的归属；在庙或者桥的什么位置，在前廊、后廊，前厅？是否原始位置？位置有其意义。碑刻上的人、事若不清楚，要当场去问。碑上的人是否都是本村的，是那个家族的。其他有过分要求，超越了碑：当地有什么其他文献，有无家谱，庙志？这个碑有无被收录？这属于后期工作。若收集了很多碑，想出版，就要提供相关信息。碑刻资料集中，要注明很多相关信息，比如多宽，多高，在哪里，用原来的格式，用什么字体，照片同时出来，用多大的字体，年代，作者是谁，已经收录在那些文献之中可以相互参照。当时编莆田碑刻，要省钱，没有按照文物的要求提供照片，省略了很多，很多人不以为然，因为只是收录了碑刻的内容。大家收集的时候，从开始就要注意这些信息。
特别注意：一块碑刻上的所有资料，都要完整无缺的收录下来。河南的某些碑刻，正面，碑阴，四面八方都有字，可能是几个时代刻上去的。有的一排几十块碑都是题名，有人觉得没意义。我们的碑刻，是跟人联系在一起的，所以，题名很有价值。若按照通常读文献的习惯，是读不出东西的。现在到乡下收碑刻，讲大道理的不多，很多都是题名。郑小时候的母校，小学，当时是庙，后来为学校，后来又变为庙，他看出曾祖父的名字，然后问老人，找出来根由，原来是一个秘密会社，跟大族打架，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碑上的很多名字，对当地人很重要。若做社区的研究，碑上的每一个名字都很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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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如何解读碑刻资料，并无套路。之前有专题性的研究，社会经济史的学者用的比较多。北京、上海、佛山的，都有碑刻集，专题性的比较多。莆田碑刻，加上一个“宗教”的字眼，实在是作茧自缚。其实碑刻若不放在地方社会中，无法解读。有整体史的视野，若对区域没有通透的理解，是不行的，需要结合当地的资料。如果在座各位，一辈子做学问，随便抓几条资料，做一个专题，骗骗人，很简单的；但做一个历史学家，不是从专题开始，而是从整体开始，对那个领域的方方面面问题都有兴趣，然后找个资料较多，比较好写的角度做专题。但这样的一个认识，可以放在每个读文献的过程中。读族谱，读契约文书，都要放在历史现场，跟其他文献配合。如碑刻，要垂永久，要公开，其他的不光彩的事情不写在碑刻上，或者被砸掉。最典型，为著岛？的妈祖庙，庙有很多收入，政府管庙，那两块碑老百姓树的，之前放在垃圾堆旁，现在找不见了。碑刻为什么能够流传下来？碑刻的流传和保存，有很大意义。庙宇的碑刻中，多歌颂神，但其他的文献中，毁掉淫祀，则看不到。
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时代，首先敏感的，是年代。同样问题，放在不同时代，则不一样。清代，毁掉淫祀，是有特殊理由的。若有崇高身份的人，去做庙，若在民国或者别的毁庙的时代，则有意思。
第三个，这个碑是谁的，谁立的，哪些人参加了这些活动。厦门有个现在的事情，村的支部书记，开大排档，为了热闹而建庙。其实之前，有个很有意思的庙。现在支部书记很得意，修庙就立碑，说神如何保佑他，他不惜重金去修庙。后来那块碑被砸了，新立的碑则说神保佑全村的人，全村的人如何有感情。郑提出一个问题，老百姓怎么跑到石碑上？之前都是有身份的人立碑。但明代之后，老百姓则在碑刻上频频出现，出现在村落的公共事务中。如何看这些事情？老百姓在哪些事件中出场？老百姓的身份，究竟是道士、巫婆、种田的、还是做生意的？谁在做？如何参与？要有这种敏感，抓住这些角度。
接下去看大家的表演。从那些角度对碑刻提问题，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抓住要害，说到点子上。郑说自己也还没看懂，所以，很少写。所以先出版碑刻，看看有没有人看得懂。要求从一个地区的某一个角度，看碑刻中反映的，地方社会的变化情况。
